后世常常将敬仰的目光投向“春秋五霸”，但实际上，在这些霸主之前，还有一位真正意义上的“先驱”——郑庄公。他虽然被后人冠以“小霸”之名，却开创了春秋争霸的雏形，只是因为郑国的兴盛转瞬即逝，他的伟业也被埋没了。造成这一局面的“罪魁祸首”，一方面是外部环境的桎梏，另一方面则正是郑庄公本人。
为什么说郑庄公是“五霸”的祖师爷呢？原因在于，他的霸业比齐桓公早了三十余年，而且后来的争霸标准，几乎都是按照他的作为来制定的。孔子心目中的“五霸”是齐桓公、晋文公、秦穆公、楚庄王和宋襄公，而墨子则有所不同，把秦穆公和宋襄公排除在外，改成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。不论哪种说法，都没有把郑庄公列入其中，然而若从标准来看，郑庄公无疑完全符合。
展开剩余74%所谓霸主的“硬指标”有两条，一是“尊王攘夷”，即在周天子面前以身作则，同时率领诸侯抵御外患，整顿不守礼法的邦国；二是“会盟诸侯”，也就是要有足够的号召力，通过会盟确立自己的领袖地位。郑庄公在这两点上都做到了。当年宋殇公对周桓王无礼，庄公立刻出兵，替天子挽回颜面；后来郕国、许国、息国、刘国等国不遵天子命令，他也都一一讨伐，确立了威信。在三十三年，他与鲁国结盟，随后又与齐、鲁两国在商丘会盟，虽规模不大，但形式齐备。由此可见，那时郑国的确是最强大的诸侯，而郑庄公也是诸侯们最忌惮的政治家。可惜，因其霸业短暂，郑国衰落太快，影响力不足，后人只好在“霸”前加上“小”字。
郑国的迅速衰弱，原因大致有三。首先是“失人和”。郑庄公在安排继承人和内部权力结构时埋下了巨大隐患。他的长子姬忽能力卓著，战功累累，品行也佳，但在政治智慧上存在缺陷。例如面对齐僖公的两次联姻提议，他因不愿背上“吃软饭”的名声而拒绝，虽然彰显了个人骨气，却忽视了身为储君的国家责任。郑庄公未能及时矫正，导致他继位后毫无外援。相反，次子姬突因母族强大，国内势力不弱于哥哥。结果两兄弟为王位争斗二十余年，外部列国趁机插手，最终把郑国拖入无尽的内乱。虽然后来有郑文公、郑穆公的短暂修复，乃至子产当政时的中兴，但终究无力回天。
其次是“丢地利”。郑国地处晋楚争霸的前沿地带，天然成为夹缝中的牺牲品。晋国攻楚，先打郑国；楚国反击，也要先敲打郑国。两大强国轮番摧残，郑国疲于奔命。再加上秦、宋等国的不断骚扰，郑国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。事实上，郑庄公早就察觉到这一地缘劣势，所以才不断对周边小国用兵，希望扩大疆域，增加缓冲空间。但郑国底子太薄，即便庄公全力经营，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困境，随着国力下降，四战之地的弊端暴露无遗。
最后是“错天时”。郑国建国较晚，最初封地在关中，是西周的最后一批封国。开国之君郑桓公在周室衰落时，听从谋臣建议东迁至新郑。虽然避免了戎狄的威胁，却也因此失去了在关中坐大的机会。如果当初不迁，反而可能凭借关中空虚而迅速扩张。即便日后要面对秦国，也至少能获得一百多年缓冲发展期。然而由于战略选择失误，郑国提前陷入晋楚争霸的漩涡，生存空间愈发狭窄。
由此看来，郑国的两位最杰出君主——桓公与庄公，虽然各自有过人之处，却也在关键选择上犯下了致命错误。桓公东迁，失去“天时”；庄公错判继承，丢掉“人和”；而郑国立足四战之地，本就没有“地利”。天时、地利、人和三者皆失，这个春秋最早的霸国注定难逃迅速衰落的命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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